
安慰剂效应再现,虚构的基因检测报告也能影响人的表现
本周刊于《自然-人类行为》(Nature Human Behaviour)的一篇论文表示, 单只是了解遗传风险,就可能会改变遗传风险。
该研究由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学者 Bradley P. Turnwald 领衔,包含两项互为“概念性重复”(conceptual replication)的实验,试图保证科学性。研究者首先通过基因测序,判断每名被试罹患某种疾病的风险水平,并将其归入高、中、低风险中任意一组。随后,研究者会随机分发基因测试的结果,在每一组别中,有一半人得知自己具有某种高风险基因,另一半人则会认为自己基因风险较低。
首个实验招募了 116 名被试,观察被试在知道自己的 CREB1 基因型后,运动能力是否会受到影响。 CREB1 与有氧运动能力相关。实验中,所有人都得到了一个随机的结果,在此前后,被试分别参加了两次体能测试,时间相隔一周。
研究在比较过每个人的变化值后发现,自认为体能较差的被试者,跑步时长平均较前一周缩短了 22 秒,清除体内二氧化碳的速率以及换气率也显著降低——平均而言,每分钟最大换气量比前一周减少了 2 升。而作为对比,自认体能较好的一组则没有明显变化。
第二项实验则以肥胖为主题,另外邀请了 107 名被试,基因类型相应调整为 FTO(fat mass and obesity-associated)基因。这是一种肥胖症易感基因,携带其中高风险基因型的人,饱腹感较弱,容易发胖。
生理变化再次产生。被告知容易饱腹的被试,在第二次用餐后的饱腹感更为明显,并且,血液中的胰高血糖素样肽-1(GLP-1)浓度也达到一周前的 2.5 倍,而这是一种可以刺激胰岛素分泌、抑制进食、进而控制体重的激素。在高风险组,则没有发现太大分别。
两次实验的结果中,发生改变的分别是高风险和低风险组,影响一负一正——研究人员认为这是个有趣的发现。从结果看,两个被告知具有高风险基因的组别处境都相对糟糕。
不过,论文认为“可能最有趣的”,是对于某些指标而言,感知带来的变化甚至要大于实际遗传风险的影响,这包括:清除体内二氧化碳速率、饱腹感和 GLP-1 浓度。
研究人员因而得出结论,即主观感知到的遗传风险,在某些情况下会产生与实际基因相同的作用,促成生理变化,并改变主观体验和行为。鉴于基因检测的大众化,他们表示,接收遗传风险信息对患者健康结果的影响,也迫切需要增进理解。
该研究由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学者 Bradley P. Turnwald 领衔,包含两项互为“概念性重复”(conceptual replication)的实验,试图保证科学性。研究者首先通过基因测序,判断每名被试罹患某种疾病的风险水平,并将其归入高、中、低风险中任意一组。随后,研究者会随机分发基因测试的结果,在每一组别中,有一半人得知自己具有某种高风险基因,另一半人则会认为自己基因风险较低。
首个实验招募了 116 名被试,观察被试在知道自己的 CREB1 基因型后,运动能力是否会受到影响。 CREB1 与有氧运动能力相关。实验中,所有人都得到了一个随机的结果,在此前后,被试分别参加了两次体能测试,时间相隔一周。
研究在比较过每个人的变化值后发现,自认为体能较差的被试者,跑步时长平均较前一周缩短了 22 秒,清除体内二氧化碳的速率以及换气率也显著降低——平均而言,每分钟最大换气量比前一周减少了 2 升。而作为对比,自认体能较好的一组则没有明显变化。
第二项实验则以肥胖为主题,另外邀请了 107 名被试,基因类型相应调整为 FTO(fat mass and obesity-associated)基因。这是一种肥胖症易感基因,携带其中高风险基因型的人,饱腹感较弱,容易发胖。
生理变化再次产生。被告知容易饱腹的被试,在第二次用餐后的饱腹感更为明显,并且,血液中的胰高血糖素样肽-1(GLP-1)浓度也达到一周前的 2.5 倍,而这是一种可以刺激胰岛素分泌、抑制进食、进而控制体重的激素。在高风险组,则没有发现太大分别。
两次实验的结果中,发生改变的分别是高风险和低风险组,影响一负一正——研究人员认为这是个有趣的发现。从结果看,两个被告知具有高风险基因的组别处境都相对糟糕。
不过,论文认为“可能最有趣的”,是对于某些指标而言,感知带来的变化甚至要大于实际遗传风险的影响,这包括:清除体内二氧化碳速率、饱腹感和 GLP-1 浓度。
研究人员因而得出结论,即主观感知到的遗传风险,在某些情况下会产生与实际基因相同的作用,促成生理变化,并改变主观体验和行为。鉴于基因检测的大众化,他们表示,接收遗传风险信息对患者健康结果的影响,也迫切需要增进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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